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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乾隆传

主要以这些帝王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并以真实历史事件贯穿,尽量避免冗长的对日常琐事的叙述和演绎戏说,而是采用富于启发性的历史故事来传达他们的人生与时代,尤其着重描写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特征和他们建功立业的艰难过程,以便广大读者产生共鸣并有所启迪。  

十全武功

乾隆说:“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都不习惯,而守碉堡则势必要分兵把守,多则粮草难继,少则不能保证安全……这怎么能是长久的办法呢?”
最后,乾隆指出筑碉堡一事后患无穷:“将来金川平定之后,其地不过仍归当地的番人,是今劳师动众,反成为帮助番人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又不利于治理番务,我考虑了一整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
乾隆否定了讷亲的筑碉堡方法,建议讷亲“只宜持其大纲,督令张广泗等各施谋划,以便快速取得战绩”。

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

清高宗乾隆传
自从乾隆登上皇位以后,面临着朝廷内外的诸多政事。他一方面要稳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控制与大臣的关系,实行自己的新政;另一方面,却还要分出精力对付边疆的少数民族,捍卫国家领土。
清兵入关以后,康熙、雍正两朝多次兴兵安定边疆。乾隆则重在巩固前朝疆土,他说:“动用武力去开拓疆土,我不想那么做,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让它有尺寸的减少。”
乾隆首先面对的是西南边陲的大、小金川之乱。大、小金川地处四川西北部,山高水险,约有三万户藏民聚居其间。金川地区在隋朝时开始设置金川县,唐朝时设置羁縻金川州。
清初时,皇帝沿袭明朝旧制,照例颁授印信。顺治七年,以金川卜尔吉细内附,授土司职。康熙五年,以嘉勒巴诚心归顺,授“演化禅师”印。
雍正元年,以嘉勒巴庶孙莎罗奔曾从清军平定西藏羊峒有功,授金

川安抚司。莎罗奔以属地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大、小

金川接受清朝政府的册封后,经常打着朝廷的名号恃强凌弱,势力日益强大,使边境不得安宁。为了保护边境太平,乾隆决定出兵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莎罗奔起兵攻掠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土司地区。乾隆下令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纪山用兵不力,反而被莎罗奔打败。于是,乾隆调任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统兵三万进攻大金川。
张广泗曾在平叛苗疆时立有大功,所以,乾隆谕令他:“以治苗之法治蛮……务令金川土司这种叛逆酋长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
十二年四月下旬,张广泗率军进入金川地区。进剿初期,张广泗大有进展,收复了大金川所占的毛牛、马桑等地,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也闻风投降。
张广泗自以为稳操胜券,于是向乾隆报告:“征剿大金川,现已悉心筹划,分路进兵,捣其巢穴,附近诸酋都投诚纳款,则诸业就绪,酋首不日可剿灭。”
但是,接下来的战况却并不顺利。大金川的主要据点是勒乌围和刮耳崖。勒乌围由莎罗奔亲自把守,刮耳崖由莎罗奔的兄长和侄子把守。这两个地方都在大金川河的东岸。为了攻打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兵分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
张广泗布好阵势,想要一举突破。七月末,西路军打到距离刮耳崖官寨仅二十里地的地方,南路军也攻占了多处碉卡,金川兵退守到独松碉寨。但是,到了八月,在大金川的碉卡面前,清军却束手无策了。
张广泗这时才意识到攻打碉卡的艰难,他在向乾隆的奏陈中写道:“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在隘口险要处皆建有碉楼,坚固难攻。”
乾隆只得传谕张广泗,暂时把军队转移到开阔的地方,等第二年春天再进攻,并提出两种方案:以京兵换绿营兵作战,或者将大金川划归西藏管理。但是,张广泗求胜建功心切,打算于当年九、十月间进取金

川。当时,莎罗奔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几次派人求和。

莎罗奔主动求和,乾隆觉得金川的主将害怕了,正好可以乘机歼灭,于是降谕说:“这次官兵云集,正当一举摧灭,斩草除根,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事之理。”
因此,莎罗奔的几次求和都遭到了张广泗的拒绝。就在张广泗准备进攻的时候,战争的形势突变。九月初五日,已经投降清军的金川将领恩错背叛清军,带领大金川兵抢占马邦山梁,阻断清兵的粮道。
十一月,恩错又围攻副将张兴的营盘,张兴多次请兵求援,张广泗却骂他懦弱无能,不发兵救援。
十二月十八日,张兴率领的部队在断粮已久的情况下,想与恩错讲和,却被大金川兵诱到右山梁沟底追杀。除三百余名士兵奔逃过河以外,包括张兴在内的五六百名官兵都丧身沟底。
这次战争是张广泗用兵以来的最大败绩,而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张兴等人。由于张广泗先不发援兵、后又推卸责任,于是军中将领上下离心,更加没有斗志了。张兴的溃败使清军的进攻优势丧失殆尽,有一些士兵不服张广泗的做法,转而投降大金川。
乾隆十三年正月初二,大金川兵攻占江岸的噶固碉卡,守碉的八十余名士兵打开碉门,跟随大金川兵渡河而去。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灭。
为了加强前方的指挥力量,乾隆起用了岳钟琪。岳钟琪在雍正年间曾率金川兵进攻西藏,在金川有很高的威信。
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降旨:
朕考虑到岳钟琪久在西蜀为官,素为川省所服,且熟悉军情,也了解番务……若由他来管理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令张广泗会同副将商榷,如有应用岳钟琪之处,即由你二人传旨行文,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

但是,张广泗反对任用岳钟琪为大将军。因此,乾隆再次降旨,让

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同时派领班首席军机大臣、果毅公讷亲为经略,赴金川指挥战事。乾隆用岳钟琪是正确的,但是,他同时任用讷亲为经略,却是重大失误。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姓钮钴禄氏,是清朝开国元勋额亦都的曾孙,乾隆十一年任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把平定金川的希望寄托在了讷亲身上。作为一个行政长官,讷亲是很称职的,但他既没有带兵经验、也缺乏指挥作战的军事才能,根本没有能力指挥大规模的战役。
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三,讷亲到达金川。讷亲因为在皇宫时深受乾隆的喜爱,所以自恃其才,蔑视张广泗,并不与张广泗商讨军情,而是自作主张,限令士兵三天之内攻克刮耳崖。有的将士对战争提出建议,讷亲不予理睬,而且动不动就处以军法,三军对他既恨又怕。
六月十四日,讷亲派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昔岭。由于讷亲指挥不当,买国良、任举先后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经过这一惨败,讷亲的骄气被打掉了,他转而不敢再发一令,每临战,避于帐房中,远远地指挥,并决定转攻为守,奏请朝廷也要筑碉堡。
乾隆接到讷亲想要筑碉堡的奏报后,在批谕中详细分析了清军不宜在金川筑碉堡。首先,碉堡是用来防守的,而不是用来进攻的。金川兵筑碉堡是用来抵御清军的进攻,如果清军也筑碉堡,那就像守株待兔一样,不会有什么作用。
其次,清军的兵力和财力也不允许这么做。乾隆说:“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都不习惯,而守碉堡则势必要分兵把守,多则粮草难继,少则不能保证安全……这怎么能是长久的办法呢?”
最后,乾隆指出筑碉堡一事后患无穷:“将来金川平定之后,其地不过仍归当地的番人,是今劳师动众,反成为帮助番人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又不利于治理番务,我考虑了一整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

乾隆否定了讷亲的筑碉堡方法,建议讷亲“只宜持其大纲,督令

张广泗等各施谋划,以便快速取得战绩”。于是,讷亲对大金川束手无策,不再主持军事,事事听张广泗调度,一到开战就躲到帐房之中。
八月初八,乾隆接到岳钟琪两份参奏张广泗的奏折:第一份奏折参奏陈总督张广泗调度错谬而且不分兵给他,第二份奏折参奏张广泗重用小金川叛逆良尔吉和汉奸王秋。
同时,乾隆又接到了讷亲、张广泗战败的奏报。乾隆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望了。九月初十,乾隆下旨召讷亲、张广泗回北京,将进攻金川的事情交给岳钟琪处理。十三日,又调派尚书班第前去金川军营,协助办理军务。
从乾隆十二年到十三年,乾隆对金川用兵四万有余,耗银近千万两,却几乎没有战绩。乾隆对张广泗、讷亲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他决定惩办主帅,以震军威。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乾隆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的罪名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审理。十二月七日,乾隆到瀛台亲鞫张广泗,五天后,张广泗被斩。乾隆十四年正月,乾隆以“退缩偷安,劳师费饷”的罪名,将讷亲绑缚军营,斩首于军前。
攻打金川的战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加强阵前实力,乾隆于十三九月二十八日派协办大学士傅恒前往金川军营,负责平定金川的重任。傅恒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为了提高主帅的威信,乾隆在傅恒出发之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权仪式。
九月,傅恒被任命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受命于危难之中。随即,晋为保和殿大学士,位至卿相。而乾隆除了给傅恒以高官显位之外,还给他了他异乎寻常的赞美和信任。为了保证傅恒用兵无阻、将士听命,乾隆不吝赏赐,打破常规,赐傅恒花翎二十、蓝翎五十、白银十万两,作为嘉奖军前立功将士之用。
十一月,傅恒启行,乾隆在重华宫赐宴,亲至堂前行台祭典礼,并命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出师之礼的隆盛,无形之中增加了傅

恒的威望。两个月后,傅恒刚抵达四川,乾隆又颁布了对他的嘉奖令,

谕旨说: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奉命经略以来,公忠体国,兢兢业业,纪律严明,军队行动神速,兼办一切事物,咨询机务,废寝忘食,以至于彻夜不眠。为国诚心日月可见,像这样的大臣需要给予嘉奖和重用!
乾隆颁发谕旨后,令吏部讨论如何嘉奖的问题。吏部官员自然明白皇帝的用心,马上就商量出一个嘉奖的办法出来:傅恒晋衔太子太保,加军功三级。这已是非常破格的提拔了。但乾隆认为还不够,命晋衔太保,仍加军功三级。
乾隆十四年正月,傅恒亲自督师攻下金川险碉数座的奏报递达京城。傅恒还表示要亲任其难,直捣巢穴,于这年四月间结束战事。但是,乾隆通过傅恒的奏报已经知道前线缺粮缺马,军需供给极其乏力,需要速战速决。而金川叛军的碉卡又险隘林立,易守难攻。
所以,当他听说傅恒要“奇正兼施,因机制胜”,誓死与金川战争相始终时,他唯恐傅恒年轻气盛,求功心切,不知深浅,陷在这场战争里。因为,对乾隆来说,用傅恒督师的真正用意,不在于克复金川,而在于历练大臣、树立威望。
因而,傅恒刚刚小有奏捷,乾隆便又下令班师,召傅恒还朝。他颁旨说:
傅恒自从奉命率领军队平叛以来,忠诚勤劳,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办事则巨细周详,锄奸则威力强大,整顿军队纪律严明,鼓励士兵则群情踊跃。而且日夜督战,不避风雪,大震声威。经略大学士傅恒可称得上是朝中第一大臣,圣旨到达的时候,傅恒即刻还朝。

乾隆如此不厌其烦地历数傅恒的劳绩,为他评功行赏,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要为年轻的傅恒树立权威,使傅恒真正成为朝廷中第一“人臣”。与此同时,又下旨进封傅恒为一等忠勇公,赏给红宝石帽顶和亲郡王才能穿用的四团龙补褂。
这种频频加恩的做法,不仅令满朝文武心中惶惑不已,傅恒本人尤其感慨交集,诚惶诚恐。他上疏坚请进兵,力辞公爵。对傅恒来说,此时唯有肝脑涂地、效命疆场,方能报效皇帝的特殊恩宠。
傅恒没有理解乾隆的用意,这使乾隆心急如焚。他手谕傅恒,以数千之言,反复谕令傅恒班师。
乾隆以“勤远劳民我不为”,表示不愿继续这场战争,并暗示傅恒返朝之后必当重用。
而傅恒真可谓上天保佑的大福将。就在傅恒踌躇再三、对班师还朝颇感勉为其难时,金川土司莎罗奔等因久战乏力,畏死乞降。
乾隆十四年二月,历时近两年之久的金川之役以傅恒亲往誓师宣布告捷。



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
乾隆十九年五月四日,乾隆看到蒙古准噶尔部仍然盘踞西域,并视朝廷情况蠢蠢欲动,决定出兵平定准噶尔,并宣布:
朕考虑到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
康熙、雍正两朝都曾先后多次出兵准噶尔,但是却始终讨而未平。明末清初,蒙古族分成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清采取“联蒙制汉”的方针,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漠北、漠西蒙古也向清朝称臣纳贡。
后来,漠西蒙古分为互不统属的四部,即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准噶尔部是清代中国西北地区厄鲁特蒙古四部中最强的一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
康熙十年,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汗位,他合并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并控制了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势力扩至天山南北和青海,成为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率军进攻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迫使该部迁往漠南。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率军三万渡乌尔匝河,后挥戈南下,兵锋指向北京。
面对噶尔丹的进攻,清朝迅速调集兵力,康熙帝下诏亲征。康熙率军于康熙二十九年和康熙三十五年分别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败噶尔丹。昭莫多一战,消灭了噶尔丹的主力。
康熙于三十六年二月再次出兵,迫使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的噶尔丹残部投降,噶尔丹自杀。噶尔丹败亡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取得汗位。他建帐于伊犁,并向外扩张,于康熙五十六年出兵攻西藏,杀死拉藏汗,占据拉萨。康熙得报之后,马上下旨,派军从四川、青海两路入藏,击败准噶尔军,迫使其撤出西藏。
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雍正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率军袭击驻扎于塔米尔河的清军。八月初,清军以精骑三万夜袭准噶尔军营,准噶尔军溃逃,清军乘胜追击,将准噶尔大部歼灭于光显寺,噶尔丹策零被迫投降。
乾隆即位后,准噶尔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内乱加剧。噶尔丹策零的侄子达瓦齐自立为汗王,由于他的残暴凌虐,导致众叛亲离。达瓦齐的朋友阿睦尔撒纳与他不和而致决裂,投降清朝。
乾隆看到准噶尔内乱纷起,而且又有阿睦尔撒纳的投降军,意识到平定准噶尔的机会到了。于是,乾隆力排众议,对阿睦尔撒纳“赐之爵位,荣以华裾”,封阿睦尔撒纳为和硕亲王,准备出兵准噶尔。但是,在朝廷的大臣却一致反对乾隆的提议。
理由之一是,清朝在前线既无大军,又无粮草囤贮,战争毫无准备。群臣的反对不无道理,而仅依这些实情而言,这场战争的确没法打。理由之二是,达瓦齐对清朝并无恶意,对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热情。


十九年,达瓦齐主动派贡使到北京,极力表现出恭顺的态度,希望获得清政府的谅解,享受与噶尔丹策零同样的待遇。但是,乾隆说“堂堂大清,中外一统,而夷部乱臣,妄思视同与国”,断然拒绝。
达瓦齐的恭顺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部分清朝大臣的同情,他们希望不启边衅,维护与准噶尔部的和议。但在乾隆心目中,达瓦齐是“夷部乱臣”,已失人心。准噶尔部内斗激烈,这正是勘定西北边陲的大好时机。因此,他对大臣们要求维持和平局面的谏言,都予以拒绝。这样,就造成了“众议皆以王命为非,而皇帝独持己见”的局面。
然而,这时傅恒却站了出来,表态赞成出师,这在乾隆不仅仅是欣喜,更主要的是感慨。乾隆说:“在廷诸臣,只有大学士傅恒与我心有灵犀,认为断在必行,我心里十分欣慰啊。”
自乾隆十九年五月开始,清朝积极备战。为了拉拢阿睦尔撒纳为征准噶尔卖力,十二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御行殿接待了降清者。乾隆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从容抚慰,并赐给他们马车,亲自与他们比赛骑马射箭,并以蒙古语询问准噶尔变乱始末。
乾隆二十年,乾隆下了平定准噶尔的谕旨,并决定“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意思是让阿睦尔撒纳率军攻打达瓦齐。这年二月,乾隆派遣北、西两路大军向伊犁进军。北路军为定北将军班第率领,阿睦尔撒纳为副将;西路军为定西将军永常率领,萨赖尔为副将。
两路大军旌旗飘飘,士气高涨,声势浩大。在进军途中,阿睦尔撒纳出力不少,由于阿睦尔撒纳熟悉情况,又对准噶尔部落加强宣传,所以准噶尔部落各带领本部人马陆续前来投诚的甚多。
四月,两路军在博尔塔拉胜利会师。会师后,清朝大军浩浩荡荡,直逼达瓦齐的老巢伊犁。清军越过果子沟,渡过伊犁河,不少准噶尔人望风而降。达瓦齐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仍不甘心于失败,且战且退,退至格登山上,负隅顽抗。
清朝两路军密切配合,分别从伊犁河的固勒扎渡口翻越推墨尔里克山岭和从喀塔克渡口翻越扣门岭,两面夹击格登山,出其不意地杀进达瓦齐的兵营。达瓦齐叛军四处逃散,纷纷投降。格登山告捷,证明乾隆用人得当,指挥无误。乾隆非常高兴,事后欣然赋诗:


敉宁西极用偏军,天马人归敬受欣;
每至夜分遥檄问,所希日继喜相闻;
有征已是无交战,率附常称不变芸。

达瓦齐逃出格登山,被乌什阿奇木擒获,押送到北京。乾隆亲自到午门受俘,达瓦齐自己用白绳绑着请求免除死罪。乾隆对准噶尔部上层人物实行了“远人归服,安之荣之”的怀柔政策,不但赦免了达瓦齐的死罪,还加封为亲王,并赐予宅第。
第一次平定准噶尔的战争至此结束。然而,达瓦齐失败之后,战乱并未平息。阿睦尔撒纳见准噶尔地区群龙无首,于是撕下臣服清朝的假面具,又举兵对抗清兵,意图把准噶尔纳入他的统治之下。
乾隆二十年五月,乾隆下旨,让阿睦尔撒纳在擒获达瓦齐后,到热河觐见。六月,乾隆催促阿睦尔撒纳赶快到热河,并且密令大臣班第,如果阿睦尔撒纳不肯动身,就设计将他擒拿问罪。但是,班第因为兵力单薄,不敢贸然下手。
六月二十九日,阿睦尔撒纳在扎萨克亲王的陪同下,动身觐见。阿睦尔撒纳虽然已经出发,但是却有另一手准备。乾隆曾经派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监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与额附关系很好,于是,阿睦尔撒纳请求额附转奏乾隆,请求乾隆批准自己统领厄鲁特四部。
临行前,阿睦尔撒纳与额附约定,如果乾隆允许,额附就于七月下旬通知阿睦尔撒纳。所以,阿睦尔撒纳在前往觐见乾隆的途中慢速前行,等待额附的消息。
八月,阿睦尔撒纳到了乌隆古,但是仍然没有额附传回的消息,他知道乾隆没有允许自己统领厄鲁特四部,于是,便留下乾隆曾经赐给左

副将军军印,不辞而别。阿睦尔撒纳叛走,重新引起了准噶尔地区的骚

动。许多不甘失败的部族前来附和,攻击进入准噶尔地区的清军。
八月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在伊犁受到袭击;二十四日,被迫退却。二十九日,清军被围于乌兰库图勒,班第、鄂容安战败自杀。准噶尔部得而复失,清军西、北两路损兵折将。当此情况之下,乾隆重新调兵遣将,再征准噶尔。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乾隆任命玉保担任先锋,追寻阿睦尔撒纳的踪迹。阿睦尔撒纳玩弄花招,放出“台吉塔尔布等已擒获阿睦尔撒纳”的谣言。玉保上当相信了,将消息报告策楞;三天后,又报告说阿睦尔撒纳并未被擒。乾隆得到前后两次报告,怒气冲冲,降旨将玉保和策楞革职,押到京城治罪。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乾隆任命达瓦党阿为定西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前往平定准噶尔。达瓦党阿与阿睦尔撒纳两军相遇,阿睦尔撒纳战败,逃入哈萨克人帐营。阿睦尔撒纳故伎重演,派哈萨克人谎报已擒获阿睦尔撒纳,请求达瓦党阿暂停进攻。阿睦尔撒纳又一次金蝉脱壳,得以逃脱。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乾隆派将军成衮扎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做好打恶战的准备。这时,在准噶尔地区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参与叛乱的台吉噶尔藏多尔济被他的侄子袭击,造成了内乱;二是布鲁特各地痘疫流行,传染的人很多,叛军四处逃亡,不战自溃。
六月,哈萨克汗阿布赉汗请求归顺清朝,并表示帮助清朝擒拿阿睦尔撒纳。阿布赉汗向清朝呈上了表文,表示愿意诚心归顺。阿睦尔撒纳闻讯,连夜向额尔齐斯河逃去,投奔沙俄。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阿睦尔撒纳因患痘疫,病死在托搏尔斯克。阿睦尔撒纳叛变未能事前制止,致使班第、鄂容安等重臣被杀,乾隆后悔防范不力,愤恨交加,穷追不舍,对被煽动作乱、降而复叛的那些人,俘获后一律砍头。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做了一系列安民和善后工作,编建户籍、安排

屯戍、兴修水利、控制流沙等;并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在科布多设参

赞大臣,直接掌管蒙古各部的军政大权。
为纪念平定准噶尔叛乱这一事件,以昭示后人,乾隆二十五年,乾隆下令在昭苏县格登山上建了格登山纪功碑。碑高二点九五米,宽零点八三米,厚零点二七米。碑外还修有御碑亭。纪功碑记录了乾隆平准噶尔的历史:
格登之崔嵬,贼固其垒。我师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崔嵬,贼营其穴。我师堂堂,其营若缀。师行如流,度伊犁川。粤有前导,为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崖,藉一昏冥。曰捣厥虚,曰歼厥旅。岂不易易,将韬我武。将韬我武,讵曰养寇?曰有后谋,大功近就。彼众我臣,已有成辞。火炙昆冈,惧乖皇慈。三巴图鲁,二十二卒,夜斫贼营,万众股栗。人各一心,孰为汝守!汝顽不灵,尚窜以走。汝窜以走,谁其纳之?缚献军门,追悔其迟!于恒有言,曰杀宁育。受俘赦之,光我扩度。汉置都护,唐拜将军,费赂劳众,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义,勒铭格登,永诏亿世。
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夏,五月之吉御笔
碑文讲述了在第一次平准噶尔战争中的格登山战役,并记载了兵围达瓦齐和战后处理俘虏的过程,肯定了平定准噶尔的意义。碑文大意为:过去,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唐朝拜将西征,但都劳民伤财而没有使敌臣服。
如今既已称臣,既已归服。真可谓功逾汉唐,远超前代,所以特在格登山上刻石记功,留诸永远,以昭告于子孙万代。清政府平定准噶部上层贵族武装叛乱的胜利,解除了长期以来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各部的压迫。这一事件促成了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版图。
土尔扈特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20年代以前,该部

一直与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明朝崇祯初年,土尔扈特部因

无法忍受准噶尔部的压迫而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故地,几经辗转之后,迁居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
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土尔扈特人饱受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他们虽然身处异域,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不顾山险路长,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清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人表示关切。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武装叛乱不久,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便率领部民十七万口,不顾沙俄的重重阻挠,毅然踏上归途。
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土尔扈特部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病流行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强烈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他专派陕西巡抚文绶前赴巴里坤等地,购办牛羊、衣物,接济他们的生活。不久,乾隆又指令伊犁将军舒赫德负责分地安居,安排米谷接济及其他耕牧所用物资。
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解送当地牧群的来往费用,陕甘总督吴达善负责与牧民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之后,乾隆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接见渥巴锡汗等土尔扈特部首领,分别赐封为卓礼克图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属民众,安排人民生活以及子孙后代长治久安之计。
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欣然提笔,亲自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等重要文章,记载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艰难历程。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是乾隆经营西北边疆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努力,经过近七十年的战争,清朝终于消除了准噶尔封建割据势力,控制了漠北蒙古,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



平定叛乱加强管理

清高宗乾隆传
乾隆在消除了准噶尔封建割据势力、控制了漠北蒙古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居住在西北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那里居住着维吾尔等族人民,他们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清朝把这些部落称为“回部”。
回部一词来源于回纥。唐朝时,回纥本信佛教。后来,伊斯兰教盛行于中亚地区,回纥西迁后,逐渐改信伊斯兰教。清代称以维吾尔族为首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各部落为回部,称回部聚居的天山南路为回疆。
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立一方。乾隆时,新疆叶尔羌、喀什噶尔地区维吾尔族封建主是玛罕木特。准噶尔部势力强大时,玛罕木特和两个儿子都被准噶尔蒙古部首领拘禁于伊犁。
玛罕木特的大儿子叫作波罗尼都,人称大和卓木;小儿子名叫霍集占,被称为小和卓木。“和卓”是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思是“圣裔”,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用来称呼伊斯兰教中的地位尊贵者。


乾隆二十年,清朝平定了准噶尔后,玛罕木特父子三人都被释放出来。波罗尼都被遣回叶尔羌,霍集占仍留居伊犁。乾隆想要霍集占兄弟协助清朝统一南疆各部。
但是,大小和卓却不愿臣服清朝,于1757年举兵叛乱,自称“巴图尔汗”。举兵之初,南疆各地即群起响应,一时间,跟随者达数十万之多,气势浩大。
乾隆当时认为平定准噶尔部之后,回部的势力不强,可以在短期内收服,所以没有予以重视;并且于1758年下旨将镇守回部的大将兆惠调回北京休整,让雅尔哈善代理回部事务。但是,雅尔哈善是文人出身,不擅长指挥作战,这导致了对回部前期战争的失利。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雅尔哈善率军进攻叛军的据点库车。当时,大小和卓正在叶尔羌,他们听到清兵进攻的消息,便率领鸟枪兵前来支援,清军以逸待劳,打败了大小和卓的鸟枪兵。大小和卓的军队伤亡四千余人,残余部队撤进库车城中坚守不出。
雅尔哈善看到叛军都进入城中,采取了只围不攻的战略。他坐守军营,想等待叛军弹尽粮绝而来主动投降。由于雅尔哈善疏于戒备,大小和卓连夜率骑兵逃脱,大和卓逃回了喀什噶尔,小和卓逃回了叶尔羌。
大小和卓逃跑后,雅尔哈善后悔没有乘胜追击,为了亡羊补牢,他命令士兵多次进攻。但是库车城墙是用沙土、柳条筑成的,十分坚固,而且库车依山傍水,易守难攻。雅尔哈善多次发动攻击,都徒劳无功,反而损兵折将。
库车战役从五月持续到八月,毫无进展,消息报到北京,乾隆心急如焚。而在每一次奏报过程中,雅尔哈善都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其他将领,他先后把战争失利的原因转嫁给副都统顺德纳和提督马德胜。
这一点,让乾隆更加气愤。作为主帅,雅尔哈善不但不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反而推卸责任,乾隆在再次接到雅尔哈善弹劾他人的报告时,终于大发雷霆。为了改变战况,八月,乾隆命兆惠紧急赶赴库车,指挥作战。乾隆尖锐地指出:


前后奏报,说的话自相矛盾,只是想支吾糊弄,开始参顺德纳,后又参马德胜,都是为了推诿过错,并不说自己一句有罪的话,你也不想想,自己身任元戎,指麾诸将,出了事是谁的责任?如果不以法处罚你,国宪安在!已降旨命兆惠就近前往库车一带办理回部,雅尔哈善、哈宁阿、顺德纳俱著革职,兆惠至军营日,即著拿解来京,将此先行通逾知之。
兆惠,字和甫,姓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七年生。他是雍正帝生母的族孙。父亲佛标,官至都统。雍正九年,兆惠初登仕途,年仅二十四岁,先以笔帖式的身份入职军机处,随之补授内阁中书,后几经升迁,到乾隆九年已官至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又成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一年再被授为镶红旗护军统领。
兆惠来到库车时,大小和卓已经决定放弃库车,叛军主力退到了阿克苏城。八月二十四日,兆惠率领军队攻打阿克苏城,由于兆惠在攻打准噶尔时颇有声望,一些回族部落的头目前来请降。消息传到北京,乾隆以为征回战争胜利在望,高兴之余,他于是下令停止给兆惠增援。
兆惠攻下阿克苏城后,向叶尔羌进发。而这时,正碰上朝廷停止增援,正待攻城的兆惠陷入了困境。叶尔羌城中的小和卓木下令坚壁清野,命令民众将粮食全部收割到城中,清军既没有朝廷增派的粮食和援军,又没有当地回民的粮食供应,陷入了困境。
小和卓木下令在距离叶尔羌城东北五里的地方挖掘壕沟,筑起土台,作为一个据点。同时,又让大和卓木在喀什噶尔伺机而动。于是,叶尔羌城、城北据点和喀什噶尔三个位置形成掎角形势,互相照应,清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攻克。
叶尔羌城范围很广,城的周边就有十余里长,并且有十二道门出入,兆惠没有援兵的支持,兵力不够围城,只好在城东有水草的黑水河

边驻扎。兆惠一方面派副都统爱隆阿分兵八百人守住喀什噶尔方向,阻

挡大和卓木出兵;另一方面又积极谋求物资来补充军需。
十月十三日,兆惠听部下侦察到奇盘山下有牧群,便想率兵渡过黑水河,以便获得牧群充当物资。但是,当清兵大部队过桥渡河时,刚通过四百人,桥梁忽然断了。
小和卓木率领的叛军从城中冲出来,对清兵进行猛烈攻击,清军死伤无数。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护军统领鄂实、监察御史何泰、侍卫特通额都在这一战役中战死。兆惠经过这一打击,不敢轻易出兵。十七日夜,他派五名士兵分拨突围,向朝廷告急。
与此同时,回军团团围住黑水营。回军将士慑于兆惠带兵凶悍勇猛的传言,不敢强攻,于是筑垒土台,围困清兵。兆惠全营士兵被困营中,又没有后援,处于弹尽粮绝的边缘。
兆惠知道回人有掘地藏粮的习俗,这是因为回人曾经为了逃避准噶尔人的搜刮,所以把粮食埋在土中。于是,在军粮紧缺的情况下,兆惠下令士兵在军营中四处挖掘,幸运地得到了数百石粟米。
清军营中缺水,碰巧这时营外围攻的回民想引水灌营,于是,反而为兆惠军营提供了水源。回军又用鸟枪向城内射击,射出的铅弹夹在树叶间,兆惠令士兵把这些铅弹收集起来,不时用这些铅弹反击回军。就这样,清军奇迹般地坚持了三个月之久。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兆惠终于等到了朝廷的援军,清朝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领士兵三千人从乌鲁木齐前来支援。富德大军在呼尔满与叛军相遇,与叛军骑兵五千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激战四昼夜,富德获得胜利。于是,富德率军渡过叶尔羌河,赶往黑水河救援。
兆惠听说援军到了,也从营内率军突围。清军里应外合,打败了叛军。黑水营解围之后,兆惠准备集中兵力,由阿克苏、和阗两处分兵出击叶尔羌。
但是乾隆认为,大军不能只攻打叶尔羌,要同时拿下喀什噶尔。于是,乾隆下令兆惠从阿克苏取叶尔羌,而富德则由特穆尔图诺尔勤或乌什方向进攻喀什噶尔,分取小和卓和大和卓的大本营。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富德大军抵达额里齐,和阗所属六城的回民携酒跪迎。由于这时各路清军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乾隆命令改由富德就近攻打叶尔羌,而兆惠则前往攻打喀什噶尔。
二十四年闰六月二日,小和卓木自知难敌富德大军,于是放弃叶尔羌,逃往英吉沙尔;同时派人传信给大和卓木,让大和卓木将喀什噶尔城中的回民迁往巴达克山。于是,清军顺利地夺回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两城。
十四日,兆惠率领的军队抵达喀什噶尔城,回民都赶出来献上牛羊、果子,唱歌跳舞以庆祝。十八日,富德率军进入叶尔羌城,城中百姓争先恐后表示欢迎,对清军非常友好。
清军攻下大小和卓的两个叛乱基地,乾隆非常高兴,说:“逆贼兄弟虽畏罪先逃,而两大城实回部著名之地,二贼亦可计日就擒。”
清军得知消息:大小和卓逃走后,相约在六月二十四日会师。于是,清军集中兵力攻击。六月二十七日,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界,清军乘胜追击。巴达克当地的回族首领索勒坦沙为了避免战争,将大小和卓诛杀并通知清军。
七月十日,清军与叛军在阿尔楚山展开正面决战,富德以火器健锐营居中,分左、右、中三线出击,歼灭叛军一千余人,缴获兵器无数。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富德从巴达克山凯旋,征回战争结束。
乾隆平定回部,收复了天山南北新疆的广阔领土。为了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二十四年九月,乾隆命阿桂驻防要城阿克苏,旋又移驻伊犁。那时,西域初定,人心不稳,不仅土匪还很多,而且地方又靠近沙俄,形势极为复杂。
对方圆万余里的回疆如何进行统治和巩固的问题,乾隆要求统兵大臣拿出管理的办法,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此沙漠之地距京城遥远,牲畜也少得都几乎没有了,难以驻守。就在众人手足无措的时候,大将阿桂上屯田增兵之议,他说:“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

阿桂还建议在水土肥沃的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屯田,既以回疆民

人中善于耕作者屯种,也增派驻防兵协同耕种;然后,逐渐在当地建设城市,设置台站,并筹备驼马发展交通。
乾隆对阿桂的建议大为称许,而阿桂也因此承担起在新疆屯田的重任。但在号称大沙漠的罕无人迹的回疆进行屯田,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持续多年的战乱使本来就很贫瘠的土地遭到了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战争刚刚结束,残余的叛乱分子还不时地出来捣乱。
因此,乾隆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伊犁长期驻扎,既防止残余的叛乱分子再搞分裂割据,又能挫败早已图谋吞并伊犁的沙皇俄国的罪恶企图。但是,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伊犁屯田能否获得成效、能否解决驻军的军粮,他的心中还是没有把握。
乾隆二十五年初,阿桂率满洲索伦兵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和三百名维吾尔族农民开赴伊犁,开始屯田。八月,乾隆正式下令:“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
乾隆的信任和支持,使阿桂感恩戴德,阿桂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九月,在给乾隆的奏文中,阿桂提出了七条建议:
第一,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据臣估计,乾隆二十五年的三百名维族农民屯田收获量,即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人数目太少,最低还应再迁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发展。
第二,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从事驻防屯田,即兵屯。把驻军分成两部分,满洲军队负责驻守,绿营兵专事屯种。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六百名,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

第三,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粮食足用,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第四,陆续修建城堡,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经过实地调查知道,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河北则固勒札,河南则海努克,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因此应于海努克筑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数百名驻防……察罕乌苏筑城,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固勒札须筑大城,凡驻防大臣公署、仓

清高宗乾隆传
库咸在,以为总汇。
第五,筹集马匹和骆驼,设置沿途台站,以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伊犁现有的六百匹马不敷使用,应再购买一千余匹,再从乌鲁木齐调五百匹骆驼,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
第六,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第七,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选派能工巧匠赴伊犁,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
阿桂的七条建议,对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至关重要,很快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付诸实施。同时,阿桂还组织人力制造农业器具和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屯田农民和士兵的辛勤劳动,伊犁屯田当年就获得丰收,“至秋丰稔,收粮皆倍,兵食以足”。
这一年,清政府褒奖平定西北的功臣,以功劳大小为序,在紫光阁悬挂画像,阿桂被排在第十七位。为了进一步发展伊犁屯田,从乾隆二十六年起,阿桂相继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时,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马匹和骆驼,以保证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二

是大力招徕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维族民众来伊犁屯

垦,以扩大屯田规模。
同时,阿桂还建议朝廷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斯纳、库尔喀喇乌苏和晶河等三处,各派适量的屯田兵,人各垦地十五亩,晶河以西归伊犁管辖,托克多以东归乌鲁木齐管辖。
由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兵屯垦种地达八千余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两千石左右。在大力发展屯田的同时,乾隆还着手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强对回疆的管理。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负责征回后勤供应的陕甘总督黄廷桂在奏折中建议回部平定后,仍应驻兵把守。乾隆认为对回部应挑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九月中旬,兆惠奏请任用库车阿奇木伯克鄂对为各回城的总管,乾隆说:
现在招徕新附,令鄂对暂行管理尚可,若平定叶尔羌、喀什噶尔办理安插回众时,朕意不必用回人为总管,仍循旧制,各城分设头目,统于驻扎伊犁将军,再于库车派大臣一员管理。
乾隆的意思就是要沿用旧的官制名称,但是不能以回人为总管。乾隆在后来的谕令中,进一步指示:各城分设回人头目,保持原有的官职,以统辖城堡;除少数重镇外,尽量在各回城少驻或者不驻军队,让回城受制于驻扎在伊犁的将军。乾隆的目的很明确: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让各回部自治,以回治回。
乾隆在征讨大小和卓的过程中,曾联络一批回部上层人物,利用他们在回人中的影响,分化叛军队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平叛后,乾隆充分运用他们来实现“以回治回”的政策。根据乾隆“以回治回”的思想,兆惠等人拟定了具体的措施。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兆惠平定喀什噶尔后,就该地设官、定职、征

粮、铸钱、驻兵分防等事情提出了建议。兆惠建议,在各城村设立以阿奇木伯克为首的政权机构,以阿奇木伯克总理一城,伊沙噶伯克协办阿奇木伯克,噶杂纳齐伯克管理地亩钱粮,商伯克管理租赋,哈子伯克管理刑名,密喇卜管理水利,讷克布管理匠役,帕察沙布查拿盗贼,茂特色布承办经教,等等。
乾隆同意兆惠的意见,但命令阿奇木伯克等职不得世袭。同时,乾隆对大小和卓的霍集占家族很不放心,下令将他们全部迁往北京。为了加强中央对回疆的控制,清朝在回疆派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
乾隆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节制南路各回城,“各城大者设办事大臣,小者设领队大臣”。其中大城主要有:西四城包括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阗,东四城包括乌会、阿克苏、库车、辟展,东路哈密、吐鲁番、哈喇沙共十一城为中心城镇,而各城周围下辖五六个、十余个或二十余个不等的小镇,层层隶属,同时又受北路伊犁将军的管辖。
在经济上,乾隆本着“量入为出”的指导思想,不赞同从内地划拨过多银两。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乾隆让参赞大臣舒赫德核查新疆的租赋收入,统筹官兵经费。十月,舒赫德经过核实,报告回疆各城官兵口粮不缺,但所征腾格钱文不够支出。
乾隆指示:“所奏钱文不敷支给,自应计各城钱粮,量入支出,我看你所奏支给之项,不敷者十分之三,即可撤去三分兵额。”
为填补“量入为出”不足的缺口,乾隆允许在南路实行新的货币和贸易政策。采取这些措施,“钱法流通,而兵丁回人衣食亦有裨益”。乾隆“以回治回”的政策,维护了南疆地区少数上层统治集团的权益。尤其是额敏和卓、玉素布两大望族。南疆各城统治核心,几乎全是两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居功恃宠,作恶多端。其中以乌什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乌什地区因乌赤山而得名。乌什伯克阿布都拉性情暴戾,对乌什人

横征暴敛。清朝驻乌办事大臣苏成父子在回疆更是臭名昭著,有人描述

说:“父子宣淫,且令家人兵丁裸逐以为乐,经旬累月,始放出衙。乌什毁子,久欲寝其皮而食其肉矣。”
乾隆三十年二月,苏成强征二百四十名回人运送沙枣,派自己的儿子押送。苏成的儿子命令回人背运行李,还对回人挑剔鞭笞。回人不堪折磨,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事变。
一时间,回部各城反应强烈。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城中的回人都纷纷响应。当天夜里,暴动的群众三四百人杀掉了民愤极大的阿布都拉,然后又攻入苏成的署衙,杀掉了苏成一家和随从。
乌什暴动之后,办事大臣边特哈带兵前往镇压,下令炮手向城内放炮,激怒了更多的乌什回人,事态继续扩大。乾隆三十年四月,乾隆下令处死边特哈,并派阿桂和伊犁将军明瑞合力平叛。清军于八月十五日平定了乌什暴动。
平乱后,伊犁将军明瑞遵照乾隆的指示,拟定八条治理回疆章程,针对回民暴动的原因,在减轻赋税、差役方面作了较多的规定,解决了回部大小伯克与驻扎大臣勾结擅权、贪赃勒索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对回部的管理。乾隆平定了回部,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巩固了对西北地区的统治。



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

清高宗乾隆传
乾隆在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巩固了西北地区的统治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对西南大、小金川的关注。乾隆十四年二月,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以傅恒亲往誓师宣布告捷。但是,金川并没有因此而达到彻底安宁。
乾隆中期,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已老,由他的侄子郎卡主持土司事务。郎卡很有野心,多次起兵。乾隆二十三年,郎卡攻掠小金川和革布什扎土司。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九个土司的兵力围攻大金川。阿尔泰一心想要息事宁人,于是从中调解,让郎卡与绰斯甲土司联姻,又让郎卡把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儿子僧格桑,形成三个部落互为姻亲的关系。
乾隆三十六年,大金川的郎卡的儿子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而小金川的僧格桑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大小金川内乱又起。乾隆命阿

尔泰进剿,阿尔泰半年内没有进展,被罢职。

为了彻底平定大小金川战乱,乾隆命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由云南赴四川督师,派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率兵征战。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清军初战顺利,连夺关隘。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桂林派部将薛琮领兵三千,携带五天的军粮进攻墨龙沟,薛琮被金川兵截断后路。薛琮请求紧急援助,桂林不肯派兵前去救援,致使薛琮全军陷没。为了改变战局,乾隆派大将阿桂前往金川。阿桂率军深入,直达小金川河南,用皮船渡江,连夺险隘,直捣小金川大营。
不久,清军俘虏了小金川土司泽旺,平定了小金川。之后,乾隆因为大金川土司多次起兵,下令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为副将军,合兵攻打大金川。但是,温福刚愎自用,他运用碉堡战法,建筑碉卡,将两万余兵零散分布。
乾隆三十八年夏,温福屯兵于大金川东边的木果木,郎卡的儿子索诺木集兵数千人,突袭木果木军营,夺取清军炮台。清军没有防备,士兵手足无措,温福仓皇逃跑,中枪而死。索诺木率军追击,清军死伤无数,小金川得而复失。
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大怒,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征调健锐火器营兵两千名,吉林索伦兵两千名参战,征集士兵近五万人。十月,阿桂统领各路军队,兵分三路合击小金川。清军与小金川的军队激战五昼夜,直抵美诺。十一月初,阿桂大军再一次收复小金川,准备进攻大金川。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大金川攻坚战正式开始。当时,阿桂虽然仍采取分兵三路进攻的方略,但随着战况的不同,进军路线作了相应的调整:阿桂自率一军,由中路谷噶站口进军;副将丰升额率军由凯立叶西路进军;副将明亮率队由马尔邦南路进军。后来,又根据实际需要,阿桂与丰升额合兵一路进攻勒乌围。
大金川本来就是一个兵丁勇悍、地险碉坚的地方,自从小金川被平

定后,大金川更是全力抗守,增垒设险,其防护的严密程度十倍于小金

川。由于大金川做了充分的防范准备工作,各险要处密布石碉,所以战事异常激烈。
三月,海兰察、达兰泰攻罗博瓦山石碉时,率清军绕至第二、第三峰丫口下,分兵几路仰攻。山上叛军突然发起集体冲锋,幸被清军射退。等清军占领第三峰、第四峰后,叛军因后路已断,便转而窜到第一峰碉内死守不出。清军被迫先后攻下大石碉八座、石卡二十六个,才勉强拿下此山。
阿桂进攻逊克尔宗的战斗则更为激烈。当时,阿桂派海兰察、额森特攻剿逊克尔宗官寨,叛军纷纷抛石放枪。相持一段时间后,清军撤回,而派锐兵潜伏于逊克尔宗寨旁。
黎明时分,官兵攀上寨墙,叛军在碉寨内抛石击打,令清兵难以逾越,就顺势在墙上尽力击射,枪箭所到之处,弹无虚发。这时,叛军援兵纷纷从四面八方尽速赶来,阿桂恐多有损伤,徐徐酌情撤退。
第三天,阿桂又派海兰察、泰裴英等分队进攻。第四天,官兵一同拥进。而叛军则在寨墙下另外挖了一道壕沟,以阻截官兵的进程,并在沿沟上设置遮木板,以防御官兵的击射。
官兵进逼至墙根,叛军将墙上积石一推而下,致使清军连攻三次,都不能攻克。所幸的是,叛军在抵御露身之时因被官兵枪炮所击,也伤毙无数。可以说,几乎每一座碉堡,每一座山峰,每一座官寨,都要经过反复的浴血厮杀,才能攻下。
尽管大金川险碉林立,守御极严,但在乾隆皇帝誓灭金川的决心的鞭策和鼓舞下,阿桂、海兰察、明亮、普尔普、福康安等将帅矢志克敌,带领满汉官兵奋勇冲杀,绰斯甲布等土司之兵也争先进剿,不断取胜。
面对清军战则必胜的决心和所向披靡的强大攻势,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设计药死僧格桑,献出僧格桑的尸体及其侧妾和小金川头人蒙固阿什咱阿拉、曾施诈降计的七图安堵尔等人,企图故伎重演,要求投降,与清军议和。


得到这一消息,乾隆马上下谕,首先嘉奖阿桂,称赞他说:“你所办理的各种事情都把握了时机,可以说是尽心筹划了,这是替我分忧解难啊!”接着,乾隆又着重指示说,“不能允许大金川投降,绝不与之讲和。”
对此,乾隆深有体会地说:“从前批准允许金川投降的往事,我十分后悔对这些叛军太姑息了。现在这些叛民竟敢如此忘恩负义,不可不急为剿灭,以除后患。”
因此,乾隆要求坚决除之而后快。阿桂请示:“对于叛军的使者如何处理?”
乾隆指示:“假使遇到贼人请求投降,都不必与他们交谈,如果有人押送僧格到我军大营来,马上将僧格和这些押送的人一举设法擒获,一面仍加紧进攻,贼人无计可施,自然就土崩瓦解了。”
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而现在乾隆要求擒拿来人,充分显示朝廷绝不迁就姑息的决心。乾隆多次重申此意:“官兵既然进逼贼人的巢穴,他们必然大势已去,加上官军勇锐,贼人的头领难以坚持太久,他们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相继前来乞求投降,以希望减缓自己的灭亡,你们这些征战的将军们千万不可以被他们这种假投降所迷惑,而稍微存有一丝的姑息念头。金川忘恩负义反叛朝廷,罪大恶极,自取灭亡,一定要就地正法,以快人心而震慑边境那些敢于反叛的人。况且耗费如此大的军费和力气,才得以平定其地,千万不应该以简单的受降来结束这样的战事,使各番人无所敬畏,而且不可以留下这些叛逆的余孽,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后患。”
最后,乾隆传令阿桂等将领:“如果反叛的敌人头领索诺木及莎罗奔兄弟等人这个时候来乞求投降,必须立即擒拿,不得有误。”
乾隆四十年正月,阿桂率西路军开始围攻勒乌围。此时天公不作美,连降雨雪,道路泥泞不堪,士兵多伤冻,进攻受阻。及至四月,天气转晴,士兵大振。阿桂首先派福康安、海兰察率军渡河,全歼河西之叛军。


七月,阿桂与明亮合围勒乌围。勒乌围南有转经楼,面临大河,互成掎角之势。破勒乌围,清军先攻破卡栅数十重,然后又毁桥,断叛军之退路,明亮等也从河西攻入,形成四面夹击之势,叛军狼狈不堪。
八月十五日,清军发起总攻,先用大炮轰击。到八月十六日,就攻克了勒乌围及转经楼喇嘛寺,并且攻获了六十座碉房、寨落、木城、石卡,杀敌数百人,夺获无数枪炮、刀矛。此时,大金川头目索诺木已提前逃往噶拉依。
从九月起,阿桂率军陆续攻占了西里山梁黄草坪和科布曲山,并逐步扫清了外围的叛军。十二月,金川头人达因拉得尔瓦率五百人,恩达尔率六百人缴械降清。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间,阿桂发起对噶拉依的总攻,明亮则攻占马尔邦,扫清西路残敌。
索诺木的母亲阿仓见形势迫在眉睫,便冒险赴河西准备召兵,但看到清军已是万头攒动,形成合围之势,即知大势已去,遂携同索诺木的姑姑阿青等姐妹,带领从人喇嘛投降。阿桂令阿仓写信招降索诺木,同时发起进攻。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早晨,索诺木跪捧印信,携同兄弟、妻子及其大头人、喇嘛、大小头目两千余人出寨,乞求免除一死。自此一役,大金川全境被胜利平定。乾隆随后采取措施加强、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使南部边陲得到了多年的平定。



镇压天地会的起义
乾隆二十六年,僧人郑洪二,化名万云龙,在福建创立天地会,以“顺天行道”“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倡议反清复明,白日诵经礼佛,夜间聚众密议,预谋起事,核心成员是他的儿子郑继和部下陈彪、陈丕、张普、张狗、卢茂、李少敏、赵明德等数百人。
早在康熙时,曾征调福建莆田南少林高手为军官,远征西藏之虏,凯旋后,却有人诬告这些高手意图造反,于是朝廷派八旗兵,火烧南少林寺,将之除灭。但仍有五个少林俗家高手逃脱不死,从此痛恨清廷,建立洪门,是为“洪门五袓”,以“天父地母”,立誓反清复明,故称天地会,尊郑成功为开山老祖。
天地会最初主要在福建、粤东及台湾一带流传,稍后发展至广东全省及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湖南等省。清朝中期以后,各种秘密会党大量出现。
清政府鉴于出现的多次反清事件,特别是明代宗室也利用结拜弟兄的方式进行反清活动,加重了对会党的惩处,曾多次派兵搜捕天地会成员。


乾隆三十三年,万云龙派手下卢茂率领会众三百余人,攻漳浦县衙门。但部众未曾到齐,事即败露,被杀数十人,会众三百余人皆被俘虏。乾隆三十五年初,万云龙派李少敏奉明朝宗室朱振兴为“振兴大王”,不料官府听闻风声,纵兵掠捕,事件立刻失败。
万云龙两次起事皆败,折损数百人。众人被捕时,畏惧万云龙报复他们的亲属,都不敢供出万云龙。万云龙死后,其子郑继接管天地会,法号“行义”。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地会在台湾的首领林爽文因为清政府搜捕、杀害天地会的会员,在距彰化县二十余里的大里杙庄起义。林爽文是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板仔人,农民出身,乾隆三十八年随父母迁居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
当时,天地会在福建、台湾一带秘密活动。乾隆四十九年,林爽文加入天地会,为彰化地区的重要首领之一。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彰化县知县俞峻与北路营副将赫升额、游击耿世文带领士兵来到大墩,想要捕捉当地的天地会首脑林爽文。
在离林爽文的住处还有七里时,知县下令,要村民前往擒拿林爽文,如果不遵命令,就焚毁村庄,并且“先焚数小村怵之”。村民们极端愤怒,聚集在大路上连哭带骂,林爽文于是趁着民怨,发动了起义。林爽文起义后,凤山天地会领袖庄大田亦集众起兵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到三千人,号称十万众响应。
林爽文率领起义军夜袭大墩营盘,击毙了副将赫升额、知县俞峻及官兵数百人,随后又攻占离彰化县城四十里的大肚溪,控制了水路,切断了通往彰化的交通。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常青两次向朝廷上奏台湾起义事件。常青奏道:
台湾府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

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墩“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

信,飞咨水师提督黄仕简领兵两千,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
副将、参将都司带兵分路夹攻,又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
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臣于泉州、厦门等处往来督察。
乾隆看后,认为这是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需要大动干戈,立即批示:
尔等俱是张皇失措,岂有因一匪犯,使全岛及邻疆皆怀恐惧之理。
正在乾隆认为消灭义军易如反掌之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十一月二十九日,起义军攻下彰化,杀台湾知府孙景燧,进驻彰化县衙门,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十二月一日,北路的王作、李同也率众响应,杀淡水同知。
十二月初二日,林爽文打下竹堑。天地会会众拥戴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
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县。各地天地会会员纷起响应,连破六斗门、南投等处,声势大震。十二月初七日,林爽文从水陆两路进攻府城。
十二月十三日,庄大田部攻下凤山县城,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海将军、开南将军。台湾府一共辖有四县,现已丢失三县,只剩下台湾府城及附属的台湾县,犹如海中孤岛。
为了镇压台湾天地会起义,乾隆派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支援台湾。虽然有一万三千余名援兵赶到台湾,台湾府又有驻

兵一万两千余名,还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清军总人数并不少

于起义军,而且枪炮弹药也比起义军更充足,但是,这两位提督都是贪生怕死的庸将,黄仕简自称有病,在府城“卧病床榻”,任承恩困居鹿港,不敢进攻起义军。官兵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乾隆大怒,将黄仕简、任承恩二人革职拿问。乾隆把平定台湾天地会起义的重任放到了最先奏报台湾事件的常青身上,从三个方面提供帮助:一是授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新福建陆路提督蓝元枚为参赞,现在权力统一,军威益振,希望能够迅速荡平贼人,绥靖海疆;二是严肃军纪,诛戮逃将,斩总兵郝状猷、参将图里瑚;三是允常青奏请,增派援兵七千。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常青抵达台湾府城。此时,他辖有官兵三万,还有各庄支持清军的“义民”。然而,这位被皇上重用的将军也是一个胆小怕死的懦夫。
五月二十五日,常青领兵出府城,起义军庄大田率一万余人攻击。常青吓得浑身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声呼叫:“贼人要来砍老子的头啦!”随即策马逃遁。
主将一逃,诸将因此即退,起义军“欢跃而归”。常青入城,命令紧闭城门,请求增兵。天地会势力迅速扩展,数月之内,义军“已增十万”,将军常青、参赞恒瑞困在府城。常青吓破了胆,一天到晚长吁短叹,哀求和珅把他调离台湾,奏请皇上另派大臣来台。
经过和珅的活动,乾隆于六月二十日下谕,派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派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八月初二,乾隆再次下谕,授福康安为将军,增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六千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两千名。
使乾隆意想不到的是,福康安却呈上了一份畏难的奏折。原来,此时,绝大部分台湾州县村庄已被起义军夺占,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动辄溃逃。而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军已号称二十万。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十几年来连建功勋的福康安感到信心不足,向皇上呈交了“畏难”的奏折。


乾隆于八月二十四日看到福康安这份“畏难”奏折后,大吃一惊,于当日及二十五、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讲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并着重强调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专门指出:“朕之待福康安,不亚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对他寄以很大的期望。”
乾隆这几道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乾隆调拨白银几百万两和米一百余万石运往台湾,并多次下谕,嘉奖支持清军的“义民”,招抚“胁从之民”归顺。此后,乾隆经过反复思考,制定了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的战略方针。这一切,对战局的进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福康安向乾隆奏请:集中郡城常青之兵、盐水港恒瑞之兵五千,柴大纪诸罗守兵三四千,鹿港之兵数千余名,以及自己带来的五千援兵,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杙林爽文家乡。但乾隆不允福康安之请,责令其直抵诸罗,解围之后,攻敌巢穴。
福康安遵旨,于十一月初七日领兵五千及鹿港兵六千余名和“义民”一千余人出发,凡遇贼庄,即行剿洗,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奋勇冲杀,大败义军,林爽文率会众撤走。
初八,清军进入诸罗城。福康安又率军进攻大里杙,打败了义军的“万炬”迎战。十一月二十五日,林爽文携眷逃入“番社”。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福康安令人说服当地居民于老衢崎生擒林爽文。
庄大田由于与泉州籍首领庄锡舍有嫌隙,兵败逃亡时行踪为清军所知,二月初五,被乌作哈达率领的水师抓获时,已身受重伤。庄大田也被俘。不久,林爽文、庄大田二人被处死。天地会反清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清廷仅派军不足四万,费时一年四个月平定天地会起义,之后清乾隆皇为了嘉奖诸罗县义民义举,特下“嘉其死守城池之忠义”之旨而将诸罗改名“嘉义”。



征服缅甸国的侵略

清高宗乾隆传
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